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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是一門利用合法機會的科學，但我們的事業從一開始就是非公開的，如果我們要設法免遭國務院的攻擊，如果要和軍隊一起諮詢我們的行動措施，那些人就會強調協調和隸屬關係來整我們，軍隊的任務是公開的襲擊和征服領土，我們的事業和這個理論毫無共同之處。

    我們必須知道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必須不僅要了解局勢，還要符合南京或者馬德里的發展趨勢，我們還應利用這一些趨勢，培養人，製造輿論，事先扶植一些黨派和總理以備後用，便於國務院與他們即同我們的幹部進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話要軍隊也和他們進行合作。為了美國，我們準備待在暗處，勝利的桂冠讓那些對記者們擺弄姿勢的人去戴吧；由合眾國經營的大生意並不喜歡作廣告，為了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業，它寧願甩開膀子大幹一場。錢，我們有的是，為了工作就要會花錢，美國人在華爾街最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不能淨搞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你們應該支持冒險活動，我們的工作人員要放手大干，這種大干是有切實保證的只有在這種況下，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從今往後永遠成為所有人所需要的秘密報機構。你們要注意，我們應當考慮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本註定要失敗，任何一個強國在兩個戰線上作戰都註定是打不贏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現在就應該想到美國將生活在其中的未來世界。」

    那個美國紅脖子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他曾兩次被提名為共和黨紐約州副州長和州長，他善於說服人甚至說服羅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線作過戰，所以不怕承擔責任，他與美國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所以能廣泛全面地開展工作。

    「別害怕進行最令人產生嫌疑的接觸，」美國佬不時地向同仁重複這句話。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處去物色；『假如我確信邀請延安那邊的人來作戰略局的副局長對事業有好處，我就會毫不猶豫地請他佔用我辦公室對面的屋子，並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關係直到汪先生完蛋那一天，和那一個小時。」

    研究、偵察和分析處是戰略局的主要部門，集中在這裏的不僅有銀行家、黃埔軍校畢業生和法學家，而且還有從約瑟夫·艾爾索營到沃爾特·羅斯托烏這樣一些美國報界精華。由他們報處和幾個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戰略局的規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運動處的建立，在華盛頓卻引起了一場風波。第一個敲起警鐘的人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懷妒忌地注視着同事在世界開展的政治偵察工作；而慣充當國內秘密部門太上皇的胡佛，對於全部國外活動被來自華爾街的百萬富翁搶走一事是沒有精神準備的。

    「即便說成立工人處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僅有軍隊還有紐約參議員華格納·羅伯特作靠山的赫別爾·勃蘭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向他的庇護人杜魯門參議員論證說，「那無論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請與工人運動有聯繫的人參加美國國家機關就夠了。可他竟任命了一個法學家阿瑟·戈德堡作這個部門的負責人。他的祖輩是從俄國到我們這裏僑居的。」

    據我得到的消息證實，接近國會的杜魯門當時一言不發地聽着胡佛，不作明確的回答，不時說上兩句笑話搪塞着，但卻把有的名字分別記在兒張小紙片上。

    總之，有一個問題值得深思：杜諾萬讓戈德堡進請了幾個曾在西班牙與俄國人並肩為反對弗朗哥元帥和本飛行員而戰的「林肯營」的參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還錄用了一些在早些時候積極反對過壟斷組織並且主持過罷工的工會人士。

    但是，紅脖子笑了笑：「我想像得出當胡佛知道我邀旅產黨人加入研究、偵察和分析處後合作何感想；胡佛善於在國內捉拿強盜和間諜，但對國際事務一竅不通：在敵對圖家內沒有激進分子的幫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會組織，沒有一個人能像李事群那樣能就內部的局勢作出正確的判斷；時機一到；自然要收拾我們那些老傢伙的，不過這要在他們為我們戰勝那些壞蛋，並在亞洲出現真空地帶時為我們鞏固亞洲陣地這一切工作完成之後。」

    可是他仍然被召到國會去作證詞，當然是胡佛「打了小報告。」他和以往一樣笑了笑說：「如果我們想有一個從我們觀點來看，全部由水晶一樣純潔，即符合胡佛標準的人員組成的組織，那末就只會有一個一生下來就死去的嬰孩了，因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請給我的工作人員一個冒險的機會，把他們認為有用的人請進機關來吧。請記住，戰略局的反間謀處是由李事群這樣一位你們所熟悉的法學家來領導的，他一貫是維護我們聯合企業利益的，正因為如此，他才和工會組織尤其是親共工會拉好關係的，其目的是為了解敵人大本營內發生的一切況。」

    在他作證詞的那幾天，我們打聽到戰略局的首批新聞簡報開始送到了白宮。這批簡報是由戰略局一批年輕人編寫的；報有趣而客觀；人們不再揪住我們的人不放了，他正好也達到了目的；手腳放開了，開始向倫敦、非洲、以及我們中國和印度派遣報人員，真正長遠的工作開始了。

    然後，他們又建立了一個精神作戰處，即心理作戰參謀部，在這裏編寫對德國、意大利和本無線電廣播節目的綱要，也給歐洲和亞洲抵抗運動印製傳單，為地下活動擬制報紙宣傳要點，物色未來的編輯、評論員和主要的記者，即在做與國際知識界的聯繫工作。

    由於精神作戰處中應吸收一批激進人士，因為那樣的人在內心總是對一些暴力傾向抱有好感的)，所以出於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偵察處和特別行動處。就這樣他安排了所有關鍵部門的工作，以便使哲學家們經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給億萬富翁或那些搞金融的貪婪的大鱷。這些人先後都出任過他的上司，均以激進和堅決反俄而着名。

    我們的銀行副總裁控制着其他地區的地下活動。看上去是美國一家最大的廣告商行里很多都是提名我們自己的人擔任處長；他們把駐上海精神作戰處，戰略局東京組和重慶『黑色宣傳」處等領導職位給予了這個代理機構。石油公司要求把戰略局駐重慶和瑞延安機構的領導職位給自己，以便打通和西部地下運動的聯繫，並組織一個遍佈全國的監視網。

    現在最大的電影華僑影片公司，則要求得到駐紮在延安周邊間諜組織領導職位，因為正是通過它，我們才可以與歐洲有着良好關係的中立國家之間為以後贏得一個推銷自己產品的巨大市場。

    銀行組織現在已經為戰略局投資了兩萬美元，幫助他們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組；戰前這些銀行家在當地曾獲取過重大利益；為了未來應該花錢所以預先投進了資本。

    胡氏銀團要求得到戰略局在新加坡和雅加達駐外機構的關鍵職位；還曾簽訂過一項協議，在盟國解放巴黎後把戰略局駐法國機構的領導職位也分出幾個讓他們指定的人來擔任。邵氏的三小姐，全上海最富有的女人，嫁給了美國參議員的兒子百萬富翁戴維，他是戰略局參謀部的成員和駐倫敦機構的頭子，這是美國報機關的一個關鍵職位。

    因為戰略局是作為所謂「美國反暴力傾向」的目的而建立的，因為俄國人是反對德國國防軍隊的主力，因為左翼即和社會黨地下運動在反對德國的游擊鬥爭中起着主導的作用，最終也因為白宮和克里姆林宮的關係變得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會要求組織對抗措施，因此「絕密文件」在內部糾合了一個主要依靠僑民的「軍統小組。」

    胡佛因為不知道美國力量領導人所了解的況所以心裏總是不平靜的；當一九三八年元月，戰略局的兩個年輕工作人員收買了使館的警衛人員，潛入最神聖的外交使團密碼譯電員名為「被保護」的房間內，正要對密碼簿拍照時，胡佛的秘書喊醒了胡佛。這些人插手聯邦調查局事務的「背信棄義」的消息事關重大；胡佛給其副手通了一個電活說：

    「對『絕密文件』採取的這次行動，簡直是幹得太過分了，你們真是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事過數月，他們的屬員又一次潛入另一個大使館，調查局的幾部汽車奉胡佛命令包圍了樓房，拉響了警報器；戰略局數名諜報人員被逮捕了。一個對美國在亞洲地區採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義的破譯密碼的計劃破產了。

    早上，狂怒的政客來到總統辦公室。

    胡佛被請來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說：「親的局長，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館裏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我們的夥伴們會在那裏執行那樣的任務。但是只要您說一句話，哪能出這麼一件事？但可惜的是，擰完全把自己忠實的老朋友給忘掉了……」

    數月後，他費盡心機讓胡佛獲悉了一次外交行動的內幕，而且隨即戰略局在國外發動了一次戰役行動。此後「雙方」才算重歸於好。這次行動的用意在於查清：當英美軍隊在北非登陸並向德國國防軍發起攻勢以後，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弗朗哥是否許德軍通過西班牙，讓德國打擊進攻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腹部，切斷其與非洲北部沿海的聯繫，使其無法獲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弗朗哥保持中立。顯而易見，雖然弗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德國，但他面臨着一個二者必擇其一的境地：如果許德國國防軍通過，他可能會失去自己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國就要淪為被佔領的領土，儘管元首作過什麼，一個德國土兵也不會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證；他也明白，如果拒絕柏林，他在某種程度上會博得倫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國人和英園人停止抵制並承認他弗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

    但其他各部門在繼續施加壓力，而且他們認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強大。

    因此，要預言這些人最終將選擇哪條道路是個複雜的問題，但事先預言其可能卻是應該做的事。

    所以他們決定搶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決定，不僅要弄清楚和他估計可能出現的各種前景，而且還命令諜報人員強制有關部門採取有利於自己的行動方針。

    其實這樣是打出了他慣用的「對抗」牌，將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員名義為「掩護」進駐那些目標國家，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萬富翁唐納德，他立刻在國際上層社會廣泛結交，不厭其煩地向人表白，他是一個堅定的者，曾在派駐俄國援助白軍的美國遠征軍團中作過戰。

    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關係後，他的手下就取代了斯季爾的職務，他是一家香料聯合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向上流社會的女士們贈送禮品對他來說並不新鮮，香水不是賄賂，而是一種關切的表現。在我們亞洲這邊沒有什麼比關切的表現更能使人珍視了。香水是打開那些報擁有者、而且又能把認為必要的事上報給上級的人士心靈的鑰匙。

    戰略局駐外負責人後來在倫敦會見了他們，當時說，如果有人膽敢追隨德國、本和意大利這三個國家，而且許希持勒軍隊通過西班牙，國內可能要爆發一場內戰，而且「一場大規模的游擊運動，不客氣地說在所難免」。

    由於西班牙國內毫無開展游擊鬥爭的基礎，多烏恩斯所有的人員都被逮捕並被運往馬德里的普埃特·傑利·索利地下室，在那裏遭到了嚴刑拷打。有幾個人經不住，供認出他們是被美國人從摩洛哥派遣來的。

    本的外長召見了大使：「這是次對我國內務空前的干預活動，這一事件可解釋為無端的侵路行徑，你們發出的聲明是在策劃一場流血事件……」

    而這時駐東京的戰略局人員分頭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佈出經周密考慮的假報：「這僅僅是個開始；滲透將繼續下去，因為白宮擔心本將為德國國防軍打開中國東北方的大門。」

    最後由於害怕游擊鬥爭，那邊尋機通過一條複雜的接觸渠道向華盛頓通報，他決不許可任何軍隊過境。

    當這一報傳至美國後，國務院授意哈伊耶斯公開保證，派遣「恐怖分子小組」一事不是美軍或秘密報機關乾的，而是西班牙戰士和美國人的冒險活動；曾給予他們某些財政資助的人「已被驅出國家部門」

    的確，是有人在戰略局中的職務被免去了，但他過了整整兩個月又被任命為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的特別行動顧問了。

    曾十分憤怒地反對過他們及其下屬的大使同他們簽訂了一項「友好」條約，所以從那時起大使館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戰略局的軍官

    「怎麼樣啊？」常凱申問，「丁末村在那邊搞得不錯吧？」

    「相當出色。」李廣元把卷宗還給常凱申，「有關戰略報局活動的報截止到一九三九年嗎？」

    常凱申哼一聲：「李廣元，我是那種會一直收集報，直到至死方休的人。」

    詹國強也好，常凱申也好，或者黨國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後其實美國那邊關鍵人物的地位已經被強烈動搖了。

    在戰略局亞洲司負責人艾倫·杜勒斯的兄弟億萬富翁約翰出任競選活動外交小組領導人之後，猛烈地攻擊了羅斯福，要求對「劇迷文件」採取強硬措施，他用恐嚇美國人，而且他有許多文件都是直接從自己的老朋友和黨內戰友那裏得到的，總統要求提出報分是誰負責檢查戰略局的工作，誰為其遠景計劃之外的活動提供經費，又是哪些團體可以從國家政治報部門獲取非正式的報。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後，羅斯福對自己最親密的助手說：「哈恩，您不覺得杜諾萬該離開戰略報局嗎？」

    庫普金斯問：「理由呢？」

    「理由很明顯，」總統回答，用一個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宮進行的這次談話，時間是在一九四零年三月，李廣元返回南京剛剛一個半小時。

    在這個世界上，萬物那有着無形的奇怪聯繫偉大與渺小，可笑與可恥，高尚與卑鄙；同時，命運的某種轉機又無法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實上這種偶然恰恰是無形的發展的基數。

    市中心遭到轟炸。在重慶上空沒有飛機，所以街上的燈沒熄火，儘管所有燈泡象平一樣昏暗。

    「謝謝，請不要給我拿糖，」李廣元說，「我喝加糖精的牛。」

    傭人從廚房探出頭：「您可真瘦，李先生，我的上司得留心每一塊麵包，他常餓着肚子走路，」

    「印度的瑜珈認為，飢餓狀態對人最有益處，」李廣元說，「所以我們中國人生活在最有益處的條件下，因為現在幾乎人人都挨餓。」

    廚房裏沒有回音，廚娘絕不會對李廣元的話做出反應顯然，他想起了常凱申的指示，注意到在不同場合如何行事。

    「也可能是我草木皆兵？」李廣元想，「這小位子也許真是來保護我？這不是一個國家，而是裝有毒蟲的罐子，要弄清行為的邏輯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必須憑着自我的感覺。然而如果我不能擺脫我的警衛去和報務員接頭，那麼我到這裏來幹什麼呢？回到南京又有什麼意義？我向常凱申暗示我進行特殊遊戲的可能是對的，讓他去想吧。從各種跡象看，常凱申對我的答覆感到高興，儘管我們還沒有真正談過話。」

    你煮的牛味道很好，照法國人的方法煮的。李廣元感興趣地問：「牛煮得這麼好，是誰教的？」

    「分隊長的兒子。他是懂得很多事的孩子，會講英語、法語，整天埋頭在書本里。煮地道的牛的方法就是他搞來的。不要放在爐子上，要與爐台有距離，還要注意起沫的時間。他說起來就象是個學者……」

    「分隊長的兒子現在在哪裏？」

    傭人把烤好的饅頭片推到李廣元面前：「這是我媽媽熬的，請吧，先生。」

    「您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還想請您嘗嘗我們家的醃菜。我父親用老法子做的，所以裏面放了很多配料。您看看，漂亮吧？」

    「恩，是的」李廣元回答。他明白，她什麼也不會說的。「很高興嘗到您家鄉的醃菜。您是什麼地方人？」

    「安徽蕪湖，先生。我家在公路的岔路口。您記得長江邊上那個轉彎的地方，還是去南京的路標嗎？一座漂亮的房子，年代很久了，有一個很大的穀倉。」